万历二十四年(1596),陕西延安人方简担任沁源县知县,史书载其“才识英锐,政尚严明,禁辑豪强,修举废坠,当道倚重之”,是一名有责任感德才兼具的县令。

志是官修的书,沁源真正的修志肇始于方简,正是由于他的到来使这一方山水人文开始了自己的回忆和记录,并且流传下来,这是沁源的幸运,也是方简在沁源历史上难以为人替代的原因。他倚重德高望重沁源籍贡生李守贞、举人崔嵩收集资料、考以古书、采访民间着手编纂。李守真担任过河北饶阳知县,崔嵩担任过直隶雄县知县,二人在任时颇有政绩,都是见过世面的人。这是一个实力强大的写作班子,因缘际会,漫漫长河中,也只有这几人才能凭借学养和见识担起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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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商定了编纂原则,《刻沁源县志凡例》中说:一、书古事则以古书考之,或得之于传言,闻见者奈藏书不多,其所不知,姑阙之以俟知者。二、本县名宦乡贤,自国初以来缺略甚多,无从考索,特纪所知,不知者以俟后贤也。三、现任名宦,其政绩贤否俱不敢书,法不得书也。四、乡贤生者,德行淑慝亦不敢书,犹现任也。五、节妇贞女,未经两院旌奖者,亦不敢书,惧不公耳。惟既殁即书,盖棺事定,其节完也。

万历《沁源县志》载,万历二十六年(1598),方简“以延安杨尚书某事连累,被锦衣卫逮去,士民失望矣”。万历《沁源县志》印书时间(1608)距方简出事时间整十年,此事不会有出入,却定有缘由。

查阅资料,杨尚书名杨兆,字梦境,延安府肤施县人,与方简同县同乡,明嘉靖三十五(1556)年进士,得第后官运亨通,从知府、总督一路升至兵部尚书、工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深得嘉靖、隆庆、万历三代皇帝器重,此人重视家乡兴学,曾个人出资在延安设“杨公书院”,万历十五(1587)年病逝。也就是说沁源的方简是在杨尚书去世十一年后才出的事,看来是杨尚书被神宗皇帝翻了后账,连累了方简,实为可惜。杨兆所葬之处为延安城北杨家陵,抗战时期改为杨家岭。

沁源古为唐尧封内,西汉立县,漫长的历史缺乏必备的史料实证,民间仅有的旧抄本有扯毁无几,石碑以砂岩居多,容易风化,字迹难以长久保存。他们组织人员“考世代于残碑断碣之间,听话言于父老遗民之喙,穷搜博访,散采汇收”,其纂写难度可想而知,尽管万历版《沁源县志》称其“略而未备”,可见在方简的主导下已完成了文本的框架,只是有些细节性的内容仍需考证完善。

此后的三任知县均无力顾及此事。

万历三十二年(1604),一个人的到来让沁源修志之事有了新的转机。他叫李培聪,直隶故城县人,举人。沁源县志载其“存心仁恕、政尚廉平,惟知循礼以奉职,不屑操切以扰民,任二载升,士民惜之”。李培聪是一个不计个人名利求真务实的知县,平易近人的好人。

李培聪续用了沁源人李守真和崔嵩来操作此事,直到文本完成。也许是因为在任时间来不及,或许是因为经费紧缺,他在任上没能进行刻板印刷。

志书艺文篇收录李培聪五言诗一首,题为《清明道中》,我们从诗句中能感受到,一位任职偏远贫瘠之地的明朝知县内心的宁静、充实和愉悦:有事征軺远,无尘官路清。风廻曲涧急,云破半山明。境入飞仙苑,节严禁火城。杏花深处宿,一醉五侯轻。

万历三十六年(1606),晚明文坛盟主李维桢担任山西按察使不久,鉴于山西嘉靖以后又有五十年未修省志,便“敦请耆儒,设局纂修”。万历三十八(1608)年要求各州县向省报送地方志,此时王纯任沁源县知县不到一年。

王纯,字文我,陕西秦州(现甘肃天水)人,举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任沁源县知县。后志载其:行乡约,修学宫,课庠生,厘奸剔弊,逋赋一清,并把自己的俸禄捐出刻印县志。在任时间短、成效多,两年时间为沁源办了许多好事难事,万历三十七年(1609)调任巴陵知县(湖南岳阳),真不知巴陵的王知县在岳阳楼前读《岳阳楼记》时,想起太岳深处也叫过阳城的沁源,会有何感念。调离后,沁源人为其立“去思碑”,铭石以示彰记,雍正《沁源县志》收录碑文,题为《邑侯王公去思碑》。

王纯收到省里行文,经朋友指点,寻访到了李守真和崔嵩,了解到县志撰写已基本成书。王纯敦请两位先生沿袭《明一统志》规制进行检校,反复叮咛,把关作序,在序中细数此次修志的来龙去脉。校对、定稿、书写、刻板、印刷、装订,经两个月时间的紧张工作使志书水到渠成,成是久缺之典。一部镌印清秀、严谨朴实、注重教化的典籍填补了沁源无志书的空白,最大程度保存了沁源的自然人文历史资源。

首部《沁源县志》起始于方简,完备于李培聪,成书于王纯,历时十二年,厥工告成。

志书的开头这样表述:邑人致仕知县,李守真编辑、崔嵩订正。(魏广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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