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约死群”的劝生志愿者徐世海，还是没能拽回3个年轻人赴死的决心。
等他缓过神，生命轨迹已融合成一则通报，简短地写着：现已查明，4月20日下午，谢某（女，30岁）、梁某某（男，23岁）、周某某（男，26岁） 3人由外地到达四川什邡市林场深处服毒自杀身亡。
(资料图片)
△什邡市警情通报
能救一个是一个，这是徐世海的信念。他看着新闻叹了一口气，“可惜还是没能阻止。”
某大桥的“劝生”志愿者陈思说，“我想救下每个人，活着才是最重要的事。”
当生命骤停之时，悲伤、懊丧、无助及各种情绪升起，久久不散，背后的缘由似乎并不能一言蔽之。潇湘晨报（报料微信：xxcbbaoliao）记者透过劝生志愿者的讲述，试图深入轻生者的内心世界探讨“自杀干预”的某种可能性。
01
拉出死亡泥沼
“23号，四川成团，有没有人走的。”
这是2023年4月中旬。由于时间、地点高度吻合，徐世海怀疑这几个轻生者正是上述新闻的缘起。
群内的只言片语很快被更多的吐槽所淹没，有人起哄，有人转移话题，而那些真正有意向奔向死亡的群友，则悄无声息地进入新的群聊中。
△徐世海正在劝生
临近5月，47岁的徐世海盯了眼手机，聊天框中是一位企图轻生的年轻人，跟了有段时间，苦口婆心的劝。他不能放弃。眼见着每个生命滑向死亡，都会唤起他对自己儿子的某些记忆碎片。
2020年5月12日，徐世海17岁的儿子浩宇跳楼自杀。此后，为了调查清楚儿子的死因，徐世海接过儿子的社交媒体账号，成为混迹“约死群”的劝生者，一路磕磕绊绊的走到现在。
自2020年接触“劝生”后，处理类似的消息成了徐世海的日常。他一面将信息散播到志愿者群内，另一面会私聊轻生者，试图将他们拉出死亡泥沼。
不过，这场“劝生”的战役走得异常艰难。
最初“入行”时，他通过在群内发红包来打破僵局，群友们抢得很高兴，觉得他豪爽，也没有人怀疑他的身份。随着媒体的报道，徐世海成了“名人”。许多时刻，劝生还未启动，便被踢出群聊。
除此之外，如今的约死群本身也发生了不少变化。
△约死群
这些群最为活跃的时期是2017—2018年。彼时，许多意图轻生者聚集于QQ、微信群，平时的聊天内容，毫无禁忌，“死”是群内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
为避免查封，群主会设置一类新群。群内除管理员外，一律禁言。这里像是一座“监狱”，那些徘徊在死亡边缘的人将被一扇无形的铁门分隔两端，一头是生，另一头是死。
2020年前后，类似的情形更隐蔽了。徐世海发现，现在的群都是以各种形式作为遮掩。群内，年轻人占多数，青年群体，比如创业失败者、感情受挫的女生，或是遭遇诈骗的人员。他们大多对自己在现实中的背景信息讳莫如深，沉溺与另一个世界。
这些群的组织者被徐世海称为“坏人”。一旦群里有人暴露出“厌世”或是“轻生”的念头时，“坏人”嗅到时机，上前搭话，将其拉至更加隐蔽的群内。
徐世海恨这些“坏人”。认为他们是在火上浇油，亦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2
“多余”的人
更多时候，生死的瞬间并不为人所知。
今年55岁的陈思对这些瞬间极为熟悉。那些企图轻生者，不时会出现在某大桥南北两端的引桥，走过灯柱，随后拐一个九十度的直角弯，来到大桥的桥头堡。
他们将面对着江风吹来灰尘作出选择：是继续活着，还是直接坠落。
自从2000年第一次在该大桥上救下一名企图自杀的女孩后，陈思至今仍在继续着自己的劝生工作。
△正在桥上巡逻的陈思
李晓给陈思留下的印象很深。跳桥原本是她人生最后的选择，但被陈思救起，将她重新拉回生命的轨道。
李晓出生在中产家庭，身为老师的父母将她安置在当地的私立学校。长期在家庭和学校中积攒的负面情绪是她轻生最主要的诱因——她感觉到自己在家里没有任何存在感，父母的爱都给了弟弟；学校里也是如此，没有存在感，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多余的女孩。
陈思救下李晓后，带着她去了商业街。他想着，要给李晓买几件漂亮衣服，既而让李晓明白，她并不是别人眼中的“小透明”。
“我带着她到一个专卖店里面之后，她看着那些衣服和我说，这些衣服她从来没穿过，都是她弟弟才能穿的，太贵了，不敢穿。”这个瞬间，陈思一直记到现在。
江西的护士张芝，她曾参与过的多起轻生者救治行动。因医护的职业特性，张芝习惯了大部分的生离死别。她说：“生死见太多了，不能每天都悲秋伤月，总不能365天，都让自己在那种情绪中”，医院里的大部分人也跟她一样。不过，看到新闻中出现的轻生案例，张芝还是会回想起轻生者们的某些场景。
03
缺失的爱
回顾这些轻生者们各自的经历，似乎能发现某种共性。
出生在江苏县城的徐栗曾因家庭关爱的缺失，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
父亲沉迷赌博，直到欠下将近100万的赌债。为了躲债，徐栗的父母离开小镇，来到南京市内打工。7岁那年，徐栗的父母才把他接回了身边。可长期缺少父母陪伴的徐栗只觉得身边的一切都是陌生的。除此之外，父母的争吵也让他觉得无法忍受。
沉重的债务让父母忙于餐馆的生意，无暇顾及徐栗的情绪。初二末，徐栗放学回家，看着桌上的饭菜没等父母先动筷就狼吞虎咽。父亲看到了这样的场景，掀翻了饭桌，对他动了手。
晚饭后，父母回到餐馆，留下了徐栗一个人在家。他写下了一个字条，“我走了，不用找我，再见。”他把钥匙压在了字条上，然后离开了家门。
夜晚的街道空旷，大车很多，巨大的轮毂捻起地上的灰尘。开过的同时还会伴随着掉落的碎石声。在酒精的作用下，他做了一个决定，“等到晚一些，路上没人的时候，让一辆车撞死我。”那天，有位路人救下了他，报了警。
04
从显性到隐蔽
在做劝生志愿者的同时，徐世海考取了心理咨询师，更深入地对轻生群体做了研究。在实操过程中，他感受到了轻生者们自身的变化：2019年以前，轻生者们大多以显性的方式存在，比如抑郁患者，或是时常表露厌世的情绪。到了现在，轻生者更懂得如何掩饰，他们不希望被人发现。有时，甚至表现的普通人更为乐观。
徐世海大致拼凑起了轻生背后的几大原因，一是家庭因素，多是父母之间有矛盾，时常争吵，或是不断以学业给子女施压，造成他们的心理问题。二是，涉事未深，在社会上遇到了诈骗、创业失败等。三是，感情问题。
陈思也有过类似的感受，他对轻生者的家庭做过总结，将其分成三类。第一类家庭是“优待性”——对子女的要求就是，只要成绩好，整个家庭都以他为中心，这时候，子女身上背负了整个家庭的期望与压力，一旦偏离了预期，孩子的心里就产生了问题。
第二类是长期缺乏父母关爱与沟通，这里也包含了一部分的单亲家庭，父母觉得金钱能够取代生活中的各种部分。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会走向两个极端，一种非常成熟、从小走向了自理；另一种则会带来心理创伤；还有一种家庭是“放任自然”，父母本身压力就大，要面对工作、房贷等等，无暇顾及子女的成长过程。
有多年救援经验朱队长发现轻生者们或多或少有些显性特征，比如，过马路时倾向走在人行横道边、用餐时远离人群等。
05
后知后觉的父母
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距离，不仅是成人和子女之间的距离。
徐世海手机里有一张和儿子爬山时的留影。照片里的浩宇模样俊秀，面无表情地盯着镜头。徐世海告诉记者，当时他带着浩宇和几个朋友爬山，浩宇年轻爬得快，把他们几个都甩在后面。自己费了好大劲才追上浩宇，给他拍下了一组照片。
他承认，自己时常陷入后悔的情绪中，没有觉察到儿子内心的变化。“如果能早一点发现，就好了。”
李晓消失的那段时间里，她的父母正在南京和附近的城市焦急的寻找自己的女儿。那时，父母才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时隔几年，陈思得知李晓已进入大学，“她学的是医学护理，出来之后就是护士了。” 李晓算是幸运的，陈思和她的父母一起将她拉出了泥潭。
徐栗在企图轻生的当晚被父母从警局领着离开。他一直记得，见到父母的时候，他们脸上焦急的神情和父亲额头上的汗水。
那天之后，父亲的变化徐栗看在眼里，“他会每天都空下来半个小时找我聊天，什么都会说，聊一些文学上的东西、聊一些以后生活的话题。这样的生活持续到我去外地读大学，他还偶尔给我写一些字条，大概这是我们之间的特殊沟通方式吧，我们谁也没有再提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
父亲不知道的是，这些字条都被徐栗完整的保存了下来，而徐栗直到去年的某天，才知道那天晚上值班的警员对着父亲说，“你们的儿子要自杀，知道么？你再不管不顾，怎么配的上做父母？”
06
社会的支持网
贵州省社会学学会会长李建军曾在其作品《自杀研究》的题记中写道：如果说自然死亡是人生的句号，早夭货病故是一串省略号，那么，自杀便是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李健军经过调查与研究，提出建议，认为可通过三级预防体系的构建来阻止轻生行为的发生。分别是，一级预防：改善宏观社会环境，提高社会成员的幸福感指数；二级预防：拯救徘徊在生死边缘的绝望者；三级预防：防止自杀未遂者再度遂行自杀。
陈思也有相应的体会，他说，“有些人被救了之后，会选择隐藏自己，等到另一个合适的时机再采取行动。这时候，他们需要的是社会每个部分给予的帮助。”
杭州市西湖区灵峰法律服务所主任认为，约死群群主在群内唆使怂恿“群友”自杀，甚至提供自杀方式、方法和建议。如果群主具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会涉嫌构成故意杀人罪；如果群主没有上述唆使怂恿的行为，但他采取放任的态度，对于群友之间相约轻生的消极情绪对话放任不管，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2023年4月24日上午，徐世海收到了一条求助，对话框里说，“叔叔，我觉得活着没有意义。”他没来得及洗漱，赶紧投入进新的劝生行动中，或是当作救赎，亦是一种感召。
“能救一个是一个。”徐世海说，“活着就是意义。”
在阳光无法照到的角落，那里的生死之门闭合，葬礼与挽歌无人知晓。拽回或拽不回的生与死，压在劝生者们的身上。每个故事是如此相似，每个故事又各有不同。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劝生志愿者不舍昼夜。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晓、徐栗、张芝均为化名。
潇湘晨报记者 傅一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