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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5月，16至24岁青年人的失业率升至20.8%，连续两个月创新高。其中，大学生失业率是青年失业人口的主体，失业率在28%左右，引发高度关注。

与此同时，一些行业、企业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缺工现象。一方面，随着中国人工智能（AI）的发展进入新赛道，企业对这方面技术人才的需求大大提高。目前市场上的技术人才数量远远不够，无法支撑AI等高技术产业的扩张。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中餐饮、制造等行业在疫情后招工愈发困难，即便一些用工单位的劳动报酬较之前有不小提升，但无人应聘的现象并没有明显缓解。

就业结构性矛盾是我国就业市场的一个老问题。近年来随着有关方面不断强化就业优先战略，采取许多具有实效性的措施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深层次的矛盾依然存在。就业市场上呈现出的“两极”现象，昭示我国劳动力市场中求职者“找工”与企业“招工”的就业结构性矛盾依然在扩大。

从表象上看，高科技行业和一些新职业、新岗位因劳动力技能水平跟不上岗位需求而出现存量劳动力就业不稳定、增量劳动力进入不明显的现象，并且随季节性变化而不时出现紧张——缓解——再紧张的螺旋式发展态势，招工难的问题在这些行业向常态化、长期化方向演进。大量新增劳动力在就业选择上的行业、岗位偏好越来越突出，不少大学毕业生和青年宁可“等岗位、迟就业”，也不愿意进入缺工严重的产业、行业，技能与社会需求脱节导致的“隐性失业”现象动态扩大。

从根源上看，我国产业升级和转型对劳动力的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高科技的运用对劳动力的就业产生了挤出效应，导致一些在传统行业、岗位就业的低技能劳动者被机器替代，形成了劳动力存量富裕，转岗就业人员的再就业需要时间化解；我国适应新技术、新岗位的劳动力培养体系和专业设置滞后，导致一些大学毕业生“毕业即失业”，技能与岗位不匹配导致这部分新增劳动力被动失业。

从管理上看，一些用人单位重使用轻培养，在招聘时存在“不用对的，只用贵的”现象。非高学历、985、211高校学生不用，大量学历、学校不怎么“高大上”的毕业生难以找到心仪的工作；一些传统行业、岗位在劳动力使用上存在过度加班、职业保障程度不高的现象，对就业的吸引力不足。

从政策上看，我国出台的一些稳就业促发展政策还没有得到有效落实。一些地方的职业培训存在一定程度的形式主义，满足于有，不追求效。一些劳动者因为相关职业培训的效能不高而不愿意参加，或者参加了也没有融入其中，提技扩能成效不显著，难以从根本上让一些劳动者改变技能低下、就业竞争力不强的局面。

就业是基本的民生，让劳动者有意愿就业、有能力就业而且能够充分就业，对个人、家庭、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就业结构性矛盾的成因联结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加速推进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化解也应从此处着手。在供给侧方面，优化高校培养计划和专业设置，从长远和战略角度布局，让增量劳动力的技能与就业市场需求相匹配，加大技能提升行动，对存量劳动力进行技能再适应、再平衡，减少再就业的时间和经济成本，不断提升职业培训的效能，扩大有效就业的覆盖面。从需求侧方面，加大用人单位吸纳就业的能力，不能过度“算计”劳动力成本，不要以“身份论英雄”，而要把眼光放长远，践行“企无人则止”理念，对劳动者“用养相结合”，摒弃以减损劳动者利益换取经济利益的行为，让劳动者愿意留、留得下，构建起企业、员工利益共同体。（郭振纲）